第六十九章：离开成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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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六傍晚，六点半，我到老槐树底下。
天还没全黑，月亮已经上来了，淡淡的，挂在树梢上。老陈在搬桌子，看见我，说：“来了。”
我说：“来了。最后一晚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手里的桌子顿了顿，说：“最后一晚，那多摆几张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我搬椅子，一把一把摆到桌边。摆到第一排中间，我停了一下。老陈说：“那张，给你留着呢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那张椅子，我摆在第一排正中，正对着台子。我没有坐它。它摆在那儿，像她在的时候一样。
我到得早，场子还空着。我把吉他拿出来，调了调弦，坐在台边弹了一段。弹的是《夏至》的前奏。没有人听，我就弹给自己听。弹完，我站起来，把木牌上的字又看了一遍：把歌唱完，再走。
今晚，就把它唱完。
陆续来人。有人经过，多看我两眼，也不问。点歌的那对老夫妻来了，坐在靠边的位置。老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；老太太头发全白了，别着一枚黑发卡。他们挨着坐，不说话，安安静静等着开唱。
大爷自己搬着马扎，坐在最前面，摇着蒲扇。他看见我，说：“今晚唱几首。”
我说：“您点。”
大爷说：“我不点。你随便唱，我听着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那姑娘呢。”
我说：“在北京。”
大爷说：“北京远不远。”
我说：“两千公里。”
大爷说：“那是挺远。下回，带来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王哥站在人群外头，两手插着兜，没坐下。我走过去，说：“站这儿干什么。”
他说：“我不坐。今天我是来听的。”
我说：“那给你搬张椅子。”
他说：“不用。站着，听得清。”
七点，小满到了。背着琴，进门先看了一圈，说：“人不少。”
我说：“都来送。”
她说：“那是。”她把琴放在地上，说：“《常来》，我练了两遍。今晚唱好点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调音，试了两遍和弦，又停下来，说：“第一首唱什么。”
我说：“你定。”
小满说：“唱《常来》，再唱《夏至》，最后唱《晾衣绳》。新歌放前面，旧债留后面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”
七点半，天暗下来。老陈拉亮白炽灯，光晕黄黄地罩住一圈人。桌子都坐满了，边上还站着人，有人蹲在马路牙子上，有人抱着孩子。最前面蹲着一个小姑娘，手里攥着一根冰棍，化得差不多了，滴在手背上，也不擦。
八点，开唱。
第一首《常来》。小满报歌名，底下有人喊：“这名字好。”大爷在底下拍了两下蒲扇，说：“名字是我给的。”底下人笑。唱到副歌，跟着哼的人多起来，调子七零八落，但都在哼。
我站在台边，看着底下。这个场子，从第一场唱到第九场。第一晚来的时候，我手心全是汗，底下就坐了半圈人。今天，坐满了。
唱完，我说：“这名字，是您给的。”
大爷说：“我给的。”
我说：“好听就常来。”
大爷说：“那你呢。你也常来。”
我没接话。
大爷也没追问。他说：“叫这个名字，就是让人常来的。你走了，这名字还在，我就当你常来。”
第二首《夏至》。小满唱到那句“我把一整个夏天，唱给太阳底下最远的你”，我往第一排看了一眼。位置空着。
太阳底下最远的你，明天就见了。
唱到副歌，底下有人跟着唱了那句。我站在台边，听见了，没回头。唱完，掌声响起来，很实。大爷用蒲扇拍了拍膝盖，说：“好歌。”
第三首《晾衣绳》。唱到第二句的位置，小满停了一下，像给一扇门留了个缝。底下有人小声问：“这句，还空着。”
大爷说：“欠着的东西，总会还的。”
小满说：“等你写出来，我唱齐。”
我说：“记着。”
唱完，小满站在台上，没下去。她说：“这首歌，还欠着。欠着，就还有下一回。”
底下有人喊：“那就下回唱。”
我说：“下回，一定。”
中场，我坐在台边喝水。老陈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，常温的。他说：“冰水是记人的。你人还在成都，我就还记着。”
我说：“记到什么时候。”
他说：“记到你回来。”
他把账本拿出来，翻到最新一页。上面八行，整整齐齐。第九行空着。
他说：“最后一晚，你自己记。”
我借灯，在第九行写：周六晚八点，第九场。
写完，老陈接过笔，在那一行最后补了三个字：最后一晚。
他合上账本，说：“刘先生唱了三年，我记了他三年。你唱了九场，我记了你九行。三年是一页，九场也是一页。”
我说：“记人比记账实在。”
老陈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记性也好。”
他说：“这一页，我给你留着。以后翻到这一页，就知道你唱到哪儿了。”
散场前，大爷走过来。他从兜里摸出一把糖，全塞给我：“带去北京吃。”
我说：“太多了。”
大爷说：“不多。两颗留给你，剩下的，给那姑娘。”
我说：“她有一颗了。”
大爷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上一回，我给她留了一颗。”
我说：“她收着了。”
大爷笑了，说：“那再加一颗，凑个成双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我带给她。”
老夫妻走的时候，老太太说：“下回回来，再给我们唱一首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老头说：“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您点。”
老头说：“她当年，就是听这首歌点头的。”
老太太没说话，挽着老头的胳膊，慢慢走了。
王哥走到我面前，没多说话。他掏出一包烟，递给我一根，自己点了一根。抽了两口，他说：“到北京，好好干。有活儿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他把烟掐了，说：“周六晚上的场子，我给你留着。你哪天回来，哪天还唱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，说：“《天井》，传我一份。”
我说：“今晚就传。”
他说：“行。”走了。
小满最后走。她抱着琴，站在灯底下，说：“《晾衣绳》第二句，长齐了，告诉我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说：“《下一句》我慢慢写。写完了，第一个唱给你听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走了两步，又回头，说：“成都的夏天，我替你看着。你回来，它还在。”
我没接话。
她背着琴走了。背影很快融进夜色里。灯底下，她刚才站的地方，还留着一点影子。
老陈收拾桌椅。我帮他搬。搬到第一排中间那张椅子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这张，给你留着。”
我说：“留着。”
他说：“她来，也给她坐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散场了。灯灭了。老槐树在月光底下，影子拖得很长。
我站在那块旧木板前面。木牌上六个字：把歌唱完，再走。
今晚，我唱完了。
回去的路上，旧货店已经关了。红壳收音机静着，摆在柜台后面，像在等我走。
我回到住处。屋里空空的，床板光着。箱子在门边，装着一个夏天。
我坐在窗边，给林知意打电话。
她接起来，说：“唱完了。”
我说：“唱完了。”
她说：“底下坐满了吗。”
我说：“坐满了。大爷、老夫妻、老陈、王哥，都来了。”
她说：“小满呢。”
我说：“她唱了《常来》和《夏至》，唱得比哪回都好。”
她安静了一下，说：“《晾衣绳》呢。”
我说：“第二句，还是空着。”
她说：“空着好。空着，就有下一回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她说：“你回来那天，把第二句带上。”
我说：“带着呢。”
她说：“嗯。它跑不了。”
她说：“大爷去没有。”
我说：“去了。给我一把糖，说两颗是我的，剩下的给你。说上回给你留的那颗不算，这回凑个成双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她说：“你替我吃一颗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留一颗，明天当面给你。”
她说：“嗯。”
她说：“明天中午到。”
我说：“中午到。”
她说：“我去接你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说：“成都那边，都安顿好了吧。”
我说：“都好了。歌也唱完了，棚也空了，屋也退了。就剩这一箱子东西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不算走。”
我说：“怎么讲。”
她说：“你人还没到北京，就还有路要走。到了，才算走到。”
我没说话。
她说：“那就，明天见。”
我说：“明天见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边。老槐树的影子，横在窗台上。最后一次了。
我从大爷那捧糖里，拆了一颗，放进嘴里。甜的。
关了灯，我躺在光床板上，闭着眼睛。窗外的老槐树，从叶子长出来，看到叶子落。成都的夏天，从开始，到结束。
其实也不算结束。她说过，满到头，也是下一句的开头。
夏天结束了，下一句，在北京。
明早九点的飞机。我把窗关上，关了灯。
今晚，我把歌唱完了。
明天，我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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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还没全黑，月亮已经上来了，淡淡的，挂在树梢上。老陈在搬桌子，看见我，说：“来了。”
我说：“来了。最后一晚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手里的桌子顿了顿，说：“最后一晚，那多摆几张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我搬椅子，一把一把摆到桌边。摆到第一排中间，我停了一下。老陈说：“那张，给你留着呢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那张椅子，我摆在第一排正中，正对着台子。我没有坐它。它摆在那儿，像她在的时候一样。
我到得早，场子还空着。我把吉他拿出来，调了调弦，坐在台边弹了一段。弹的是《夏至》的前奏。没有人听，我就弹给自己听。弹完，我站起来，把木牌上的字又看了一遍：把歌唱完，再走。
今晚，就把它唱完。
陆续来人。有人经过，多看我两眼，也不问。点歌的那对老夫妻来了，坐在靠边的位置。老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；老太太头发全白了，别着一枚黑发卡。他们挨着坐，不说话，安安静静等着开唱。
大爷自己搬着马扎，坐在最前面，摇着蒲扇。他看见我，说：“今晚唱几首。”
我说：“您点。”
大爷说：“我不点。你随便唱，我听着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那姑娘呢。”
我说：“在北京。”
大爷说：“北京远不远。”
我说：“两千公里。”
大爷说：“那是挺远。下回，带来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王哥站在人群外头，两手插着兜，没坐下。我走过去，说：“站这儿干什么。”
他说：“我不坐。今天我是来听的。”
我说：“那给你搬张椅子。”
他说：“不用。站着，听得清。”
七点，小满到了。背着琴，进门先看了一圈，说：“人不少。”
我说：“都来送。”
她说：“那是。”她把琴放在地上，说：“《常来》，我练了两遍。今晚唱好点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调音，试了两遍和弦，又停下来，说：“第一首唱什么。”
我说：“你定。”
小满说：“唱《常来》，再唱《夏至》，最后唱《晾衣绳》。新歌放前面，旧债留后面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”
七点半，天暗下来。老陈拉亮白炽灯，光晕黄黄地罩住一圈人。桌子都坐满了，边上还站着人，有人蹲在马路牙子上，有人抱着孩子。最前面蹲着一个小姑娘，手里攥着一根冰棍，化得差不多了，滴在手背上，也不擦。
八点，开唱。
第一首《常来》。小满报歌名，底下有人喊：“这名字好。”大爷在底下拍了两下蒲扇，说：“名字是我给的。”底下人笑。唱到副歌，跟着哼的人多起来，调子七零八落，但都在哼。
我站在台边，看着底下。这个场子，从第一场唱到第九场。第一晚来的时候，我手心全是汗，底下就坐了半圈人。今天，坐满了。
唱完，我说：“这名字，是您给的。”
大爷说：“我给的。”
我说：“好听就常来。”
大爷说：“那你呢。你也常来。”
我没接话。
大爷也没追问。他说：“叫这个名字，就是让人常来的。你走了，这名字还在，我就当你常来。”
第二首《夏至》。小满唱到那句“我把一整个夏天，唱给太阳底下最远的你”，我往第一排看了一眼。位置空着。
太阳底下最远的你，明天就见了。
唱到副歌，底下有人跟着唱了那句。我站在台边，听见了，没回头。唱完，掌声响起来，很实。大爷用蒲扇拍了拍膝盖，说：“好歌。”
第三首《晾衣绳》。唱到第二句的位置，小满停了一下，像给一扇门留了个缝。底下有人小声问：“这句，还空着。”
大爷说：“欠着的东西，总会还的。”
小满说：“等你写出来，我唱齐。”
我说：“记着。”
唱完，小满站在台上，没下去。她说：“这首歌，还欠着。欠着，就还有下一回。”
底下有人喊：“那就下回唱。”
我说：“下回，一定。”
中场，我坐在台边喝水。老陈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，常温的。他说：“冰水是记人的。你人还在成都，我就还记着。”
我说：“记到什么时候。”
他说：“记到你回来。”
他把账本拿出来，翻到最新一页。上面八行，整整齐齐。第九行空着。
他说：“最后一晚，你自己记。”
我借灯，在第九行写：周六晚八点，第九场。
写完，老陈接过笔，在那一行最后补了三个字：最后一晚。
他合上账本，说：“刘先生唱了三年，我记了他三年。你唱了九场，我记了你九行。三年是一页，九场也是一页。”
我说：“记人比记账实在。”
老陈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记性也好。”
他说：“这一页，我给你留着。以后翻到这一页，就知道你唱到哪儿了。”
散场前，大爷走过来。他从兜里摸出一把糖，全塞给我：“带去北京吃。”
我说：“太多了。”
大爷说：“不多。两颗留给你，剩下的，给那姑娘。”
我说：“她有一颗了。”
大爷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上一回，我给她留了一颗。”
我说：“她收着了。”
大爷笑了，说：“那再加一颗，凑个成双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我带给她。”
老夫妻走的时候，老太太说：“下回回来，再给我们唱一首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老头说：“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您点。”
老头说：“她当年，就是听这首歌点头的。”
老太太没说话，挽着老头的胳膊，慢慢走了。
王哥走到我面前，没多说话。他掏出一包烟，递给我一根，自己点了一根。抽了两口，他说：“到北京，好好干。有活儿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他把烟掐了，说：“周六晚上的场子，我给你留着。你哪天回来，哪天还唱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，说：“《天井》，传我一份。”
我说：“今晚就传。”
他说：“行。”走了。
小满最后走。她抱着琴，站在灯底下，说：“《晾衣绳》第二句，长齐了，告诉我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说：“《下一句》我慢慢写。写完了，第一个唱给你听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走了两步，又回头，说：“成都的夏天，我替你看着。你回来，它还在。”
我没接话。
她背着琴走了。背影很快融进夜色里。灯底下，她刚才站的地方，还留着一点影子。
老陈收拾桌椅。我帮他搬。搬到第一排中间那张椅子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这张，给你留着。”
我说：“留着。”
他说：“她来，也给她坐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散场了。灯灭了。老槐树在月光底下，影子拖得很长。
我站在那块旧木板前面。木牌上六个字：把歌唱完，再走。
今晚，我唱完了。
回去的路上，旧货店已经关了。红壳收音机静着，摆在柜台后面，像在等我走。
我回到住处。屋里空空的，床板光着。箱子在门边，装着一个夏天。
我坐在窗边，给林知意打电话。
她接起来，说：“唱完了。”
我说：“唱完了。”
她说：“底下坐满了吗。”
我说：“坐满了。大爷、老夫妻、老陈、王哥，都来了。”
她说：“小满呢。”
我说：“她唱了《常来》和《夏至》，唱得比哪回都好。”
她安静了一下，说：“《晾衣绳》呢。”
我说：“第二句，还是空着。”
她说：“空着好。空着，就有下一回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她说：“你回来那天，把第二句带上。”
我说：“带着呢。”
她说：“嗯。它跑不了。”
她说：“大爷去没有。”
我说：“去了。给我一把糖，说两颗是我的，剩下的给你。说上回给你留的那颗不算，这回凑个成双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她说：“你替我吃一颗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留一颗，明天当面给你。”
她说：“嗯。”
她说：“明天中午到。”
我说：“中午到。”
她说：“我去接你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她说：“成都那边，都安顿好了吧。”
我说：“都好了。歌也唱完了，棚也空了，屋也退了。就剩这一箱子东西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不算走。”
我说：“怎么讲。”
她说：“你人还没到北京，就还有路要走。到了，才算走到。”
我没说话。
她说：“那就，明天见。”
我说：“明天见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边。老槐树的影子，横在窗台上。最后一次了。
我从大爷那捧糖里，拆了一颗，放进嘴里。甜的。
关了灯，我躺在光床板上，闭着眼睛。窗外的老槐树，从叶子长出来，看到叶子落。成都的夏天，从开始，到结束。
其实也不算结束。她说过，满到头，也是下一句的开头。
夏天结束了，下一句，在北京。
明早九点的飞机。我把窗关上，关了灯。
今晚，我把歌唱完了。
明天，我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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