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五块银元
沈福生十岁那年，差点淹死在甬江里。
那是个腊月，江水冷得能冻掉人的耳朵。他已经在码头上扛了三年包，从最初搬不动半袋盐，到现在能扛着两百斤的麻袋小跑。工头独眼龙还是骂他“小畜生“，但骂完会扔给他三个铜板——比别的苦力多一个。因为沈福生有个诀窍：别人扛包是低着头死扛，他是昂着头看路。他能从人缝里钻过去，能在船板晃悠的瞬间找到平衡点，能在工头数钱的时候恰好站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“小崽子，眼睛贼亮。“独眼龙吐着烟圈说，“将来是个做生意的料。“
沈福生没说话。他把铜板塞进怀里，贴着那块已经磨得发亮的糠饼——爹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。饼早就硬得像石头了，但他舍不得扔。夜里在土地庙睡觉，他就攥着它，像攥着爹的手。
那天傍晚，码头上来了一艘洋船。船身漆黑，桅杆上挂着面旗子，红蓝白三道，沈福生不认识。船上走下来几个高鼻子黄头发的洋人，穿着呢子大衣，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。工头们点头哈腰，苦力们缩着脖子往后退。
“洋大人要卸货，都给我精神点！“独眼龙扯着嗓子喊，“摔了东西，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！“
沈福生挤在人群里，盯着那些木箱子看。箱子上有洋文，他一个字母都不认识，但他认得那上面的标记——一个鹰，爪子里抓着箭。他听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讲过，这是英国人的标记，英国人最有钱，也最凶。
“你，小崽子，过来！“独眼龙指着他，“洋大人的怀表掉进江里了，谁捞上来，赏五块银元！“
人群骚动起来。五块银元！够买半亩田，够娶个媳妇，够在城隍庙前支个摊子做点小买卖。但没人动。腊月的水，跳下去就得冻僵，何况江底暗流汹涌，怀表那么小，黑灯瞎火的去哪摸？
“我捞。“
沈福生站了出来。他个子瘦小，站在人群里像根豆芽菜，但声音很稳。
独眼龙眯起独眼：“你？小畜生，不要命了？“
“我要钱。“沈福生说。他看着那个英国商人——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，正焦急地比划着什么，手里攥着根金链子，链子是空的，怀表没了。
英国商人看见沈福生，愣了一下。他大概没见过这么小的苦力，更没见过这么亮的眼睛。沈福生的眼睛在暮色里像两颗黑石子，映着江面上的火光。
“OK？“英国商人用生硬的中国话问，指着江面，“Money，五块，银元。“
沈福生点头。他脱了上衣，露出肋骨分明的胸膛。人群里有人倒吸冷气——这孩子身上全是伤，有鞭痕，有烫伤，还有去年冬天冻裂的口子，像一张破地图。
他跳进江里。
水像千万根针扎进来。沈福生咬紧牙关，潜下去。江底漆黑，他睁着眼，看见水草在晃动，看见沉底的碎瓷片，看见一条死鱼翻着白肚皮。他摸啊摸，手指冻得失去知觉，肺里的气越来越少。
他想起爹。爹被拖走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冷的天。他想，要是爹当年有五块银元，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
他摸到了。一个小小的、圆圆的东西，金属的凉意。他攥紧，往上游。
浮出水面的时候，他听见岸上惊呼。他游向船边，把手举起来。英国商人接过怀表，用衣角擦了擦，表还在走，滴答滴答。
“Good boy！“英国商人笑了，从钱袋里掏出五块银元，放在沈福生手心。
银元是凉的，比江水还凉，但沈福生觉得烫。他攥着那五块钱，爬上岸，冻得牙齿打颤。独眼龙扔给他一件破棉袄，骂道：“小畜生，命真硬。“
沈福生裹上棉袄，没走。他站在英国商人面前，伸出手。
英国商人愣了：“What？“
“还有。“沈福生说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又指了指江，“我差点死了。命，比表值钱。“
人群安静了。独眼龙的烟杆掉在地上。英国商人盯着这个中国小孩看了很久，突然大笑起来。他又掏出五块银元，放在沈福生手里。
“Smart！“他说，“Very **art！“
沈福生攥着十块银元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他转身走出人群，听见身后英国商人对翻译说着什么，翻译对独眼龙说着什么，独眼龙大声喊着什么。他没回头。
他去了城隍庙。夜市还没散，卖糖粥的、卖汤圆的、卖桂花糕的，香气混着香火味。沈福生站在一个茶水摊前，摊主是个老头，正打瞌睡。
“老伯，这摊子多少钱？“
老头睁开眼，看见个湿淋淋的小孩，手里攥着一把银元。
“十块。“老头说，“连炉子带碗，都给你。“
沈福生数出五块银元，放在桌上。另外五块，他缝进了衣角。他记得爹说过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茶水摊支起来了。他换了块新木板，用红纸写上“沈家茶水“四个字，贴在摊前。字是隔壁私塾先生写的，收了他两个铜板。沈福生觉得值——字要好看，客人才会觉得茶好喝。
第一天，他卖了三碗茶。一碗给扛包的，一碗给要饭的，一碗给扫街的。都是送的。收摊的时候，他数了数，亏了六个铜板。
第二天，他加了糖。糖是从杂货铺赊的，说好了月底还钱。茶水里加了糖，甜丝丝的。扛包的喝完，抹抹嘴说：“小兄弟，再来一碗。“
第三天，他支了个小炉子，卖热茶。腊月里，热茶比命还金贵。码头上的苦力们下工了，冻得缩着脖子，看见“沈家茶水“的幌子，像看见救星。
“小沈，来碗热的！“
“小沈，加糖！“
“小沈，赊账，月底结！“
沈福生忙不过来。他十岁，个子还没炉子高，站在凳子上舀茶。手冻裂了，用布条缠着；脚站麻了，跺跺脚继续。收摊的时候，他数了数，赚了三十个铜板。
他把铜板分成三份。一份还糖钱，一份买明天的茶叶，一份塞进怀里，贴着那块糠饼。
一个月后，他攒够了钱，把茶水摊挪到了码头边上。位置好，客人多。他又雇了个帮工——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孤儿，叫刘老大，手上力气大，能搬动整桶水。
“福生哥，“刘老大问，“咱们这摊子，能开多久？“
沈福生看着甬江。江面上船来船往，桅杆像片竹林。他想起那个英国商人，想起那五块银元，想起爹被拖走时留下的那道浅沟。
“开到不开为止。“他说。
第二年春天，沈福生十一岁了。他的茶水摊变成了茶水铺，搭了个棚子，能遮雨。他还卖起了糕点，是从城隍庙的老张那里学的，桂花糕、绿豆糕、红糖发糕。苦力们下工，花两个铜板，喝碗热茶，吃块糕，能暖到心里去。
有个老妇人常来。她穿绸缎衣裳，但洗得发白，头上插根银簪，也旧了。她每次都坐在角落，要一碗清茶，一块桂花糕，慢慢吃，慢慢看江。
沈福生注意她，是因为她给钱的时候，手会抖。不是老得抖，是舍不得抖。她给的是一个铜板，但那个铜板边缘磨得发亮，显然攥了很久。
“婆婆，茶钱不用给了。“沈福生说，“您常来，算我请的。“
老妇人抬头看他。她眼睛很亮，和沈福生一样亮。
“小兄弟，“她说，“你姓什么？“
“姓沈。“
“沈……“老妇人念叨着，“好姓。沈者，沉也。沉得住气，才能浮得起来。“
沈福生不懂。他给她续了茶，又加了块糕。
老妇人吃了口糕，突然说：“我男人以前也是开铺子的，卖绸缎。后来没了，铺子也没了。“她摸着那根银簪，“就剩这个了。“
沈福生没接话。他给她倒了碗热茶，说：“婆婆，糕是刚蒸的，还热。“
老妇人笑了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像菊花瓣。
“小兄弟，你将来会有大出息。“她说，“因为你眼里有人。“
沈福生还是不懂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。
很多年后，他明白了。那时候他已经成了宁波城最大的商人，沈家大宅三进三出。他娶了王氏——就是那位老妇人的侄女，一个同样眼里有人的女人。他们生了儿子，儿子又生孙子，孙子又生重孙子。沈家从茶水铺变成酒楼，从酒楼变成商行，从商行变成横跨上海、宁波、南洋的巨贾。
但每年腊月，沈福生都会亲自下一碗茶，加两块桂花糕，放在祠堂里。他对牌位说：“爹，娘，我活下来了。像人一样活下来了。“
牌位是空的。爹的尸首早就被江水冲走了，娘改嫁后没再见过。但沈福生觉得，他们一定能吃到这碗茶，一定能尝到那股甜味。
甜味是他加的。五块银元买来的糖，熬成了糖浆，掺进茶里，掺进糕里，掺进沈家往后八十五年的日子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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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个腊月，江水冷得能冻掉人的耳朵。他已经在码头上扛了三年包，从最初搬不动半袋盐，到现在能扛着两百斤的麻袋小跑。工头独眼龙还是骂他“小畜生“，但骂完会扔给他三个铜板——比别的苦力多一个。因为沈福生有个诀窍：别人扛包是低着头死扛，他是昂着头看路。他能从人缝里钻过去，能在船板晃悠的瞬间找到平衡点，能在工头数钱的时候恰好站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“小崽子，眼睛贼亮。“独眼龙吐着烟圈说，“将来是个做生意的料。“
沈福生没说话。他把铜板塞进怀里，贴着那块已经磨得发亮的糠饼——爹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。饼早就硬得像石头了，但他舍不得扔。夜里在土地庙睡觉，他就攥着它，像攥着爹的手。
那天傍晚，码头上来了一艘洋船。船身漆黑，桅杆上挂着面旗子，红蓝白三道，沈福生不认识。船上走下来几个高鼻子黄头发的洋人，穿着呢子大衣，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。工头们点头哈腰，苦力们缩着脖子往后退。
“洋大人要卸货，都给我精神点！“独眼龙扯着嗓子喊，“摔了东西，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！“
沈福生挤在人群里，盯着那些木箱子看。箱子上有洋文，他一个字母都不认识，但他认得那上面的标记——一个鹰，爪子里抓着箭。他听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讲过，这是英国人的标记，英国人最有钱，也最凶。
“你，小崽子，过来！“独眼龙指着他，“洋大人的怀表掉进江里了，谁捞上来，赏五块银元！“
人群骚动起来。五块银元！够买半亩田，够娶个媳妇，够在城隍庙前支个摊子做点小买卖。但没人动。腊月的水，跳下去就得冻僵，何况江底暗流汹涌，怀表那么小，黑灯瞎火的去哪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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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福生站了出来。他个子瘦小，站在人群里像根豆芽菜，但声音很稳。
独眼龙眯起独眼：“你？小畜生，不要命了？“
“我要钱。“沈福生说。他看着那个英国商人——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，正焦急地比划着什么，手里攥着根金链子，链子是空的，怀表没了。
英国商人看见沈福生，愣了一下。他大概没见过这么小的苦力，更没见过这么亮的眼睛。沈福生的眼睛在暮色里像两颗黑石子，映着江面上的火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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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福生点头。他脱了上衣，露出肋骨分明的胸膛。人群里有人倒吸冷气——这孩子身上全是伤，有鞭痕，有烫伤，还有去年冬天冻裂的口子，像一张破地图。
他跳进江里。
水像千万根针扎进来。沈福生咬紧牙关，潜下去。江底漆黑，他睁着眼，看见水草在晃动，看见沉底的碎瓷片，看见一条死鱼翻着白肚皮。他摸啊摸，手指冻得失去知觉，肺里的气越来越少。
他想起爹。爹被拖走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冷的天。他想，要是爹当年有五块银元，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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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出水面的时候，他听见岸上惊呼。他游向船边，把手举起来。英国商人接过怀表，用衣角擦了擦，表还在走，滴答滴答。
“Good boy！“英国商人笑了，从钱袋里掏出五块银元，放在沈福生手心。
银元是凉的，比江水还凉，但沈福生觉得烫。他攥着那五块钱，爬上岸，冻得牙齿打颤。独眼龙扔给他一件破棉袄，骂道：“小畜生，命真硬。“
沈福生裹上棉袄，没走。他站在英国商人面前，伸出手。
英国商人愣了：“What？“
“还有。“沈福生说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又指了指江，“我差点死了。命，比表值钱。“
人群安静了。独眼龙的烟杆掉在地上。英国商人盯着这个中国小孩看了很久，突然大笑起来。他又掏出五块银元，放在沈福生手里。
“Smart！“他说，“Very **art！“
沈福生攥着十块银元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他转身走出人群，听见身后英国商人对翻译说着什么，翻译对独眼龙说着什么，独眼龙大声喊着什么。他没回头。
他去了城隍庙。夜市还没散，卖糖粥的、卖汤圆的、卖桂花糕的，香气混着香火味。沈福生站在一个茶水摊前，摊主是个老头，正打瞌睡。
“老伯，这摊子多少钱？“
老头睁开眼，看见个湿淋淋的小孩，手里攥着一把银元。
“十块。“老头说，“连炉子带碗，都给你。“
沈福生数出五块银元，放在桌上。另外五块，他缝进了衣角。他记得爹说过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茶水摊支起来了。他换了块新木板，用红纸写上“沈家茶水“四个字，贴在摊前。字是隔壁私塾先生写的，收了他两个铜板。沈福生觉得值——字要好看，客人才会觉得茶好喝。
第一天，他卖了三碗茶。一碗给扛包的，一碗给要饭的，一碗给扫街的。都是送的。收摊的时候，他数了数，亏了六个铜板。
第二天，他加了糖。糖是从杂货铺赊的，说好了月底还钱。茶水里加了糖，甜丝丝的。扛包的喝完，抹抹嘴说：“小兄弟，再来一碗。“
第三天，他支了个小炉子，卖热茶。腊月里，热茶比命还金贵。码头上的苦力们下工了，冻得缩着脖子，看见“沈家茶水“的幌子，像看见救星。
“小沈，来碗热的！“
“小沈，加糖！“
“小沈，赊账，月底结！“
沈福生忙不过来。他十岁，个子还没炉子高，站在凳子上舀茶。手冻裂了，用布条缠着；脚站麻了，跺跺脚继续。收摊的时候，他数了数，赚了三十个铜板。
他把铜板分成三份。一份还糖钱，一份买明天的茶叶，一份塞进怀里，贴着那块糠饼。
一个月后，他攒够了钱，把茶水摊挪到了码头边上。位置好，客人多。他又雇了个帮工——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孤儿，叫刘老大，手上力气大，能搬动整桶水。
“福生哥，“刘老大问，“咱们这摊子，能开多久？“
沈福生看着甬江。江面上船来船往，桅杆像片竹林。他想起那个英国商人，想起那五块银元，想起爹被拖走时留下的那道浅沟。
“开到不开为止。“他说。
第二年春天，沈福生十一岁了。他的茶水摊变成了茶水铺，搭了个棚子，能遮雨。他还卖起了糕点，是从城隍庙的老张那里学的，桂花糕、绿豆糕、红糖发糕。苦力们下工，花两个铜板，喝碗热茶，吃块糕，能暖到心里去。
有个老妇人常来。她穿绸缎衣裳，但洗得发白，头上插根银簪，也旧了。她每次都坐在角落，要一碗清茶，一块桂花糕，慢慢吃，慢慢看江。
沈福生注意她，是因为她给钱的时候，手会抖。不是老得抖，是舍不得抖。她给的是一个铜板，但那个铜板边缘磨得发亮，显然攥了很久。
“婆婆，茶钱不用给了。“沈福生说，“您常来，算我请的。“
老妇人抬头看他。她眼睛很亮，和沈福生一样亮。
“小兄弟，“她说，“你姓什么？“
“姓沈。“
“沈……“老妇人念叨着，“好姓。沈者，沉也。沉得住气，才能浮得起来。“
沈福生不懂。他给她续了茶，又加了块糕。
老妇人吃了口糕，突然说：“我男人以前也是开铺子的，卖绸缎。后来没了，铺子也没了。“她摸着那根银簪，“就剩这个了。“
沈福生没接话。他给她倒了碗热茶，说：“婆婆，糕是刚蒸的，还热。“
老妇人笑了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像菊花瓣。
“小兄弟，你将来会有大出息。“她说，“因为你眼里有人。“
沈福生还是不懂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。
很多年后，他明白了。那时候他已经成了宁波城最大的商人，沈家大宅三进三出。他娶了王氏——就是那位老妇人的侄女，一个同样眼里有人的女人。他们生了儿子，儿子又生孙子，孙子又生重孙子。沈家从茶水铺变成酒楼，从酒楼变成商行，从商行变成横跨上海、宁波、南洋的巨贾。
但每年腊月，沈福生都会亲自下一碗茶，加两块桂花糕，放在祠堂里。他对牌位说：“爹，娘，我活下来了。像人一样活下来了。“
牌位是空的。爹的尸首早就被江水冲走了，娘改嫁后没再见过。但沈福生觉得，他们一定能吃到这碗茶，一定能尝到那股甜味。
甜味是他加的。五块银元买来的糖，熬成了糖浆，掺进茶里，掺进糕里，掺进沈家往后八十五年的日子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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