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468章 阿黄惶恐老李咳声忽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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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黄已经习惯了那辆轮椅。
铁锈色的轮椅，扶手上的皮垫磨得发亮，左边轮子转起来会发出细微的吱嘎声，像一只躲在墙缝里的蛐蛐在叫。每天下午三点，只要阳光从阳台的晾衣杆上斜斜地切过来，在客厅地板上画出一条金色的线，老李就会撑着拐杖站起来，一步一步挪到藤椅旁，扶着扶手坐下，然后推着轮椅往门口走。阿黄不用他叫，早就在门口等着了，尾巴摇得不紧不慢，耳朵竖得直直的。它知道这是散步的时间。
但今天不一样。老李没有在三点钟站起来。他坐在藤椅上，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，面前的搪瓷缸子里茶已经凉透了，茶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。阿黄蹲在他脚边，歪着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背。手背很凉，凉得不正常。平时老李的手一年四季都是热的，冬天的时候阿黄最喜欢把脑袋搁在他手心里打盹，那温度刚好能暖到耳根。
“阿黄。”老李开口了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，像是嗓子里堵了一团棉花，“今天不出去了。”
阿黄听懂了“不出去”三个字，尾巴停了。它没有像往常那样用爪子扒拉老李的裤腿撒娇——它有这个习惯，从小就有，每次撒娇都能扒得老李裤腿上的线头飞起来。但今天它没有，它只是把下巴搁在老李的膝盖上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。那是它特有的方式，不是闹，是问。像是在说：你怎么了？
老李没有回答。他靠在藤椅上，闭着眼睛，胸膛起伏得很慢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座老挂钟的钟摆在一左一右地晃，每一下都拖得老长，像是时间本身也变得粘稠了。
阿黄记得，老李的咳嗽是从三年前的秋天开始的。
那天他们去护城河边散步，河边的芦苇白了一大片，风一吹，芦花飘飘悠悠地飞到天上，阿黄追着芦花跑了好几圈，回来的时候鼻子上沾满了白毛毛。老李笑它，笑着笑着就咳了起来。第一声很轻，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；第二声就重了，弯着腰，一只手撑着膝盖，一只手捂着胸口。阿黄不追芦花了，跑回来坐在他脚边，仰头看着他。老李直起腰，抹了抹眼角咳出来的泪花，拍拍它的脑袋说：“没事，呛风了。”
从那天起，咳嗽声就住进了这个家。一开始偶尔来，像个不速之客，坐坐就走。后来就赖着不走了，三天两头来一趟，每次都比上一次待得更久。老李去医院开了药，白色的药片，圆圆的，装在棕色的小玻璃瓶里。阿黄认得那个瓶子——老李每次拧开瓶盖的时候，瓶子会发出咔嗒一声脆响，紧接着就是他把药片倒进嘴里、端起搪瓷缸子喝水送服的声音。这些声音连在一起，成了家里新的背景音，和钟摆声、收音机的戏曲声、窗外的麻雀叫声混在一块儿。
阿黄不喜欢那个瓶子。因为它发现，每次老李拧开那个瓶盖，他身上的气味就会变——变得更苦，更涩，像夏天垃圾桶旁边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西瓜皮。狗鼻子不会骗人，阿黄能闻出那气味里的疲惫。
但真正让阿黄不安的，不是老李的身体变差了，而是老李自己不承认。他还是在每天早上把热粥里最稠的部分舀到阿黄的铁碗里，还是会在阿黄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时用手掌慢慢地揉它的耳根，还是在每个周末搬一把小凳子坐到阳台上，用那把跟了他半辈子的推子给阿黄剃毛。推子已经老了，刀片钝了，剃到一半会卡住，吱吱呀呀地响。老李就用手把刀片掰开，对着光看看，嘟囔一句“老伙计，你也老了”，然后继续剃。阿黄趴在他脚背上，感受着推子在背上嗡嗡地走，尾巴尖偶尔扫一下老李的脚踝。
那是阿黄最安心的时刻。推子的嗡嗡声，老李的嘟囔声，阳台上晒着的旧棉被散发出的阳光味道，还有从楼下护城河那边飘过来的水腥气——这些气味、声音、温度叠在一起，构成了阿黄世界里“幸福”的全部定义。
可是今天，老李没有拧开那个瓶子。搪瓷缸里的茶凉了，他没有续热水。手里的烟没有点着，就那么夹着，指节微微发抖。阿黄注意到他的嘴唇有些发紫，像是冬天里被冻过的猪肝的颜色。这个颜色阿黄见过——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，老李在阳台站久了，进屋的时候嘴唇就是这个颜色。
阿黄站起来，四条腿绷得直直的，耳朵从平常的半垂状态刷地竖了起来。它走到老李腿边，用湿漉漉的鼻尖碰了碰他垂在藤椅扶手上的那只手。手还是凉的。阿黄急了。它张嘴，轻轻咬住老李的袖口——那件藏青色的旧中山装，袖子已经磨得发白了，布料的纹理在阿黄的牙齿间发出轻微的摩擦声——然后往外拽。不是真要拽他去哪里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它在告诉老李：我觉得你应该躺着。
老李睁开眼，低头看着它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然后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很浅，浅到还没到达眼底就散掉了。他知道阿黄在担心什么。这傻狗，平时连一只从阳台飞过的蝴蝶都追不明白，却能从他一声没咳出来的咳嗽里听出不对劲。他轻轻地掰开阿黄的嘴，把袖子抽出来，然后用食指点了点它的额头。
“你比我还紧张。”他说，嗓子还是沙哑的，“我没事，就是累了。”
阿黄不信。它围着藤椅转了两圈，然后做出了一个它很少做的动作——直接趴在了老李的脚上。不是趴在脚边，是趴在脚上。它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那双穿着旧布鞋的脚背上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耳朵贴着地面，像一块毛茸茸的镇纸。它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老李固定在藤椅上，不让他站起来，不让他走动，不让他做任何可能加重咳嗽的事情。
老李低头看着趴在自己脚上的狗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光线已经开始变暗了，下午四点多的太阳从阳台的晾衣杆上方移到下方的储物柜上，把他和藤椅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一直拖到客厅那头。挂钟敲了四下，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荡。然后他又开始咳了——这次咳得不一样，不是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干咳，而是一种来自更深处的闷咳，像是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搅动了，咕噜咕噜的，每一下都震得藤椅吱吱响。
阿黄感觉到脚下的鞋面在抖。它抬起脑袋，看见老李弯着腰，一只手死死攥着藤椅扶手，指节发白，另一只手捂着嘴。整个人弓着，咳得肩膀一耸一耸的。咳嗽声之间夹着急促的喘息，那喘息声像拉风箱一样，又粗又重，还带着哨音。阿黄从没见过他咳成这样。它慌了——它站起来，在藤椅前面来回走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之间，喉咙里发出一连串低低的呜咽声。它走到老李腿边用脑袋拱他的膝盖，然后又退后两步看看他，又拱，又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“没事……没事……”老李在咳嗽的间隙里挤出两个字，声音是抖的，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在桌上弹。他伸手想摸阿黄的脑袋，手伸到一半又猛地缩回去捂住嘴。他的身体颤了一下，肩膀剧烈地耸了两下，那动静比刚才更沉，像是有人在他胸口砸鼓。
阿黄再也忍不住了。它仰起脖子，对着阳台的方向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嚎叫。那声嚎叫穿透了纱窗，穿过晾着的旧棉被，越过楼下的护城河，在傍晚的空气里飘了很远。那不是平时听到门外有陌生人时那种凶狠的吠叫，而是一种它从未发出过的声音——拖着长腔的、一波三折的哀鸣，像是在呼救。
隔壁的灯亮了一盏。然后是楼上。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。住在楼下的王姨是第一个赶过来的——她的厨房窗户正对着老李家的阳台，她刚把晚饭的粥坐上火，听见动静不对，连火都没关就跑上来了。紧接着是对门的小刘，穿着拖鞋就跑了过来，手里还攥着电视遥控器。
两个人推开门的时候，看见老李仰面躺在藤椅上，脸色白得像一张纸，额头上渗着豆大的汗珠，顺着太阳穴滑下来，滴在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上。一只手还攥着藤椅扶手，那根没点着的烟早就被他在痉挛中揉碎了，黄黄的烟丝散落在膝盖上。另一只手垂在藤椅外面，无力地晃着，指尖泛着青紫色。
阿黄趴在藤椅旁边，两只前爪搭在老李的腿上，拼命用舌头舔他的手指。它舔得很用力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想把那冰凉的手指舔热乎，像是想用自己所有的体温去暖醒那个忽然不说话了的人。
“快打120！”王姨喊了一声，小刘已经掏出手机了。
阿黄听不懂“120”是什么意思。但它从王姨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种和往常完全不同的焦急。那不是“老王你做饭又糊了”的那种带着笑意的咋呼，而是从嗓子眼直直地弹出来的一声惨叫，又尖又干。它退到墙角，看着两个邻居把老李从藤椅上扶起来，让他平躺在地上，小刘蹲在旁边，两只手交叠着按在老李的胸口上，一下一下地压，压得地板都在微微震动。阿黄不知道那叫什么——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告诉它那叫心肺复苏，它也不会懂——但它看见了。看见老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任凭小刘怎么按都不睁开眼睛。
那种感觉又来了。三年前它在垃圾桶旁等妈妈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肚子饿得发疼，四肢冷得像泡在冰水里，脑子却异常清醒地知道——它等不到了。它那时候等了三天，等来了老李。现在老李也闭着眼睛不起来了，它该等谁？
阿黄不记得救护车是怎么来的。它只记得一阵刺耳的鸣笛声从远到近，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、金属碰撞的叮当声、陌生人的说话声。它缩在藤椅下面，看着几个穿白衣服的人把老李抬起来，放在一个带轮子的窄床上。老李的手臂从床沿垂下来，手指半蜷着，像是还在找藤椅扶手。
它要跟上去。但它冲到门口的时候，门被小刘关上了。铁门在它鼻子前一寸的地方哐当一声合上，锁舌弹进锁孔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格外清脆。阿黄不知道门为什么会关，它只知道老李在门外面，它也要在门外面。它开始扒门。用前爪疯狂地刨那扇铁门，指甲刮在铁皮上发出刺耳的吱吱声，漆皮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，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板。它一边扒一边叫，叫声从低沉的呜咽变成尖锐的哀嚎，一声比一声响，一声比一声长，像是要把嗓子撕裂。它的后腿蹬在地板上，每蹬一下身体就往前撞一次门，撞得咚咚响，撞得整扇门都在框里打颤。
门外面，担架在楼梯间里磕了一下，铁管碰水泥墙的声音闷闷的。然后脚步声远了。鸣笛声又响起来，这次是动的，从近到远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拐过街角，上了大马路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傍晚的城市噪音里。
阿黄扒累了，趴在门口，两只前爪从门缝下面伸出去，指甲劈了好几根，爪尖渗着血，在灰色的瓷砖上蹭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划痕。但它不觉得疼。它把鼻子塞进那条窄窄的门缝里，拼命地嗅——老李的气味还在，烟草味、铁锈味，还有搽瓷缸里剩茶的微苦。可那气味是静止的，是从藤椅、从中装、从茶几上没拧上盖的药瓶里蒸出来的，而不是活人身上散着体温的那种。阿黄的尾巴彻底夹进了两条后腿之间，耳朵耷拉下来贴着头皮，整个身体蜷成一个毛茸茸的球，缩在那扇冷冰冰的铁门前。它没有再叫，也没有再扒，只是趴在门缝边，睁着眼睛，把鼻子死死地抵在那道缝上，对着已经没有老李脚步声的门外，发出一声极轻极细的呜咽。
客厅里彻底安静了。墙上的老挂钟还在走，钟摆一左一右地晃，滴答、滴答。阳台上的晾衣杆被晚风吹得轻轻转了一下，挂在上面的旧棉被在暮色中微微晃动。厨房里搪瓷缸的茶彻底凉透了，水面上那层油光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膜。
阿黄从地上爬起来，慢慢走回藤椅旁。藤椅还在原来的位置，扶手上还留着老李手心的一点余温，但正在飞快地散掉。椅面上铺着的旧毯子被老李坐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，凹痕的形状正好和他瘦削的脊背轮廓吻合。阿黄凑近那凹痕嗅了嗅，温热、微苦，是老李躺了一下午留下的气味，是它认得的所有味道里最让它安心的那一种。它趴下来，把自己盘成一个半圆，脑袋枕在那凹痕的凹陷处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尾巴蜷缩着贴着身体一侧。
窗外，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。护城河边的柳絮早已经飘完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柳条在晚风里晃。楼下传来邻居炒菜的滋啦声、电视里的新闻联播片头曲、小孩放学后在楼下追逐的笑声。阿黄在藤椅下面，睁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道紧锁的铁门。它已经等过一回了——在垃圾桶旁，等那个不会再回来的妈妈。那次等来的是老李。这次老李会不会也回来？它相信他会。因为老李每次出门前都会拍它的脑袋说“阿黄等我回来”，而每次他拍过的地方，阿黄都会用鼻尖顶一下，像在签一份只有它自己认的合同。
夜渐渐深了。护城河上浮起一层薄薄的水雾，漫过堤岸，漫过阳台，漫过那扇被阿黄刨出爪痕的铁门。藤椅下的阿黄在睡梦中蹬了一下腿，它梦见了什么？也许梦见了芦苇纷飞的午后，老李弯腰捡起一根树枝，用力朝远处扔去，然后回头冲它喊：“阿黄，去捡！”它就撒开四条腿追上去，风吹得耳朵往后翻，尾巴翘得像一面旗，整个世界都是亮堂堂的。
那时候老李还跑得动。那时候咳嗽声还没有住进这个家。那时候它还相信，所有说“等我回来”的人，天黑之前都会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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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锈色的轮椅，扶手上的皮垫磨得发亮，左边轮子转起来会发出细微的吱嘎声，像一只躲在墙缝里的蛐蛐在叫。每天下午三点，只要阳光从阳台的晾衣杆上斜斜地切过来，在客厅地板上画出一条金色的线，老李就会撑着拐杖站起来，一步一步挪到藤椅旁，扶着扶手坐下，然后推着轮椅往门口走。阿黄不用他叫，早就在门口等着了，尾巴摇得不紧不慢，耳朵竖得直直的。它知道这是散步的时间。
但今天不一样。老李没有在三点钟站起来。他坐在藤椅上，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，面前的搪瓷缸子里茶已经凉透了，茶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。阿黄蹲在他脚边，歪着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背。手背很凉，凉得不正常。平时老李的手一年四季都是热的，冬天的时候阿黄最喜欢把脑袋搁在他手心里打盹，那温度刚好能暖到耳根。
“阿黄。”老李开口了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，像是嗓子里堵了一团棉花，“今天不出去了。”
阿黄听懂了“不出去”三个字，尾巴停了。它没有像往常那样用爪子扒拉老李的裤腿撒娇——它有这个习惯，从小就有，每次撒娇都能扒得老李裤腿上的线头飞起来。但今天它没有，它只是把下巴搁在老李的膝盖上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。那是它特有的方式，不是闹，是问。像是在说：你怎么了？
老李没有回答。他靠在藤椅上，闭着眼睛，胸膛起伏得很慢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座老挂钟的钟摆在一左一右地晃，每一下都拖得老长，像是时间本身也变得粘稠了。
阿黄记得，老李的咳嗽是从三年前的秋天开始的。
那天他们去护城河边散步，河边的芦苇白了一大片，风一吹，芦花飘飘悠悠地飞到天上，阿黄追着芦花跑了好几圈，回来的时候鼻子上沾满了白毛毛。老李笑它，笑着笑着就咳了起来。第一声很轻，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；第二声就重了，弯着腰，一只手撑着膝盖，一只手捂着胸口。阿黄不追芦花了，跑回来坐在他脚边，仰头看着他。老李直起腰，抹了抹眼角咳出来的泪花，拍拍它的脑袋说：“没事，呛风了。”
从那天起，咳嗽声就住进了这个家。一开始偶尔来，像个不速之客，坐坐就走。后来就赖着不走了，三天两头来一趟，每次都比上一次待得更久。老李去医院开了药，白色的药片，圆圆的，装在棕色的小玻璃瓶里。阿黄认得那个瓶子——老李每次拧开瓶盖的时候，瓶子会发出咔嗒一声脆响，紧接着就是他把药片倒进嘴里、端起搪瓷缸子喝水送服的声音。这些声音连在一起，成了家里新的背景音，和钟摆声、收音机的戏曲声、窗外的麻雀叫声混在一块儿。
阿黄不喜欢那个瓶子。因为它发现，每次老李拧开那个瓶盖，他身上的气味就会变——变得更苦，更涩，像夏天垃圾桶旁边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西瓜皮。狗鼻子不会骗人，阿黄能闻出那气味里的疲惫。
但真正让阿黄不安的，不是老李的身体变差了，而是老李自己不承认。他还是在每天早上把热粥里最稠的部分舀到阿黄的铁碗里，还是会在阿黄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时用手掌慢慢地揉它的耳根，还是在每个周末搬一把小凳子坐到阳台上，用那把跟了他半辈子的推子给阿黄剃毛。推子已经老了，刀片钝了，剃到一半会卡住，吱吱呀呀地响。老李就用手把刀片掰开，对着光看看，嘟囔一句“老伙计，你也老了”，然后继续剃。阿黄趴在他脚背上，感受着推子在背上嗡嗡地走，尾巴尖偶尔扫一下老李的脚踝。
那是阿黄最安心的时刻。推子的嗡嗡声，老李的嘟囔声，阳台上晒着的旧棉被散发出的阳光味道，还有从楼下护城河那边飘过来的水腥气——这些气味、声音、温度叠在一起，构成了阿黄世界里“幸福”的全部定义。
可是今天，老李没有拧开那个瓶子。搪瓷缸里的茶凉了，他没有续热水。手里的烟没有点着，就那么夹着，指节微微发抖。阿黄注意到他的嘴唇有些发紫，像是冬天里被冻过的猪肝的颜色。这个颜色阿黄见过——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，老李在阳台站久了，进屋的时候嘴唇就是这个颜色。
阿黄站起来，四条腿绷得直直的，耳朵从平常的半垂状态刷地竖了起来。它走到老李腿边，用湿漉漉的鼻尖碰了碰他垂在藤椅扶手上的那只手。手还是凉的。阿黄急了。它张嘴，轻轻咬住老李的袖口——那件藏青色的旧中山装，袖子已经磨得发白了，布料的纹理在阿黄的牙齿间发出轻微的摩擦声——然后往外拽。不是真要拽他去哪里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它在告诉老李：我觉得你应该躺着。
老李睁开眼，低头看着它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然后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很浅，浅到还没到达眼底就散掉了。他知道阿黄在担心什么。这傻狗，平时连一只从阳台飞过的蝴蝶都追不明白，却能从他一声没咳出来的咳嗽里听出不对劲。他轻轻地掰开阿黄的嘴，把袖子抽出来，然后用食指点了点它的额头。
“你比我还紧张。”他说，嗓子还是沙哑的，“我没事，就是累了。”
阿黄不信。它围着藤椅转了两圈，然后做出了一个它很少做的动作——直接趴在了老李的脚上。不是趴在脚边，是趴在脚上。它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那双穿着旧布鞋的脚背上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耳朵贴着地面，像一块毛茸茸的镇纸。它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老李固定在藤椅上，不让他站起来，不让他走动，不让他做任何可能加重咳嗽的事情。
老李低头看着趴在自己脚上的狗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光线已经开始变暗了，下午四点多的太阳从阳台的晾衣杆上方移到下方的储物柜上，把他和藤椅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一直拖到客厅那头。挂钟敲了四下，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荡。然后他又开始咳了——这次咳得不一样，不是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干咳，而是一种来自更深处的闷咳，像是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搅动了，咕噜咕噜的，每一下都震得藤椅吱吱响。
阿黄感觉到脚下的鞋面在抖。它抬起脑袋，看见老李弯着腰，一只手死死攥着藤椅扶手，指节发白，另一只手捂着嘴。整个人弓着，咳得肩膀一耸一耸的。咳嗽声之间夹着急促的喘息，那喘息声像拉风箱一样，又粗又重，还带着哨音。阿黄从没见过他咳成这样。它慌了——它站起来，在藤椅前面来回走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之间，喉咙里发出一连串低低的呜咽声。它走到老李腿边用脑袋拱他的膝盖，然后又退后两步看看他，又拱，又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“没事……没事……”老李在咳嗽的间隙里挤出两个字，声音是抖的，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在桌上弹。他伸手想摸阿黄的脑袋，手伸到一半又猛地缩回去捂住嘴。他的身体颤了一下，肩膀剧烈地耸了两下，那动静比刚才更沉，像是有人在他胸口砸鼓。
阿黄再也忍不住了。它仰起脖子，对着阳台的方向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嚎叫。那声嚎叫穿透了纱窗，穿过晾着的旧棉被，越过楼下的护城河，在傍晚的空气里飘了很远。那不是平时听到门外有陌生人时那种凶狠的吠叫，而是一种它从未发出过的声音——拖着长腔的、一波三折的哀鸣，像是在呼救。
隔壁的灯亮了一盏。然后是楼上。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。住在楼下的王姨是第一个赶过来的——她的厨房窗户正对着老李家的阳台，她刚把晚饭的粥坐上火，听见动静不对，连火都没关就跑上来了。紧接着是对门的小刘，穿着拖鞋就跑了过来，手里还攥着电视遥控器。
两个人推开门的时候，看见老李仰面躺在藤椅上，脸色白得像一张纸，额头上渗着豆大的汗珠，顺着太阳穴滑下来，滴在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上。一只手还攥着藤椅扶手，那根没点着的烟早就被他在痉挛中揉碎了，黄黄的烟丝散落在膝盖上。另一只手垂在藤椅外面，无力地晃着，指尖泛着青紫色。
阿黄趴在藤椅旁边，两只前爪搭在老李的腿上，拼命用舌头舔他的手指。它舔得很用力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想把那冰凉的手指舔热乎，像是想用自己所有的体温去暖醒那个忽然不说话了的人。
“快打120！”王姨喊了一声，小刘已经掏出手机了。
阿黄听不懂“120”是什么意思。但它从王姨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种和往常完全不同的焦急。那不是“老王你做饭又糊了”的那种带着笑意的咋呼，而是从嗓子眼直直地弹出来的一声惨叫，又尖又干。它退到墙角，看着两个邻居把老李从藤椅上扶起来，让他平躺在地上，小刘蹲在旁边，两只手交叠着按在老李的胸口上，一下一下地压，压得地板都在微微震动。阿黄不知道那叫什么——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告诉它那叫心肺复苏，它也不会懂——但它看见了。看见老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任凭小刘怎么按都不睁开眼睛。
那种感觉又来了。三年前它在垃圾桶旁等妈妈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肚子饿得发疼，四肢冷得像泡在冰水里，脑子却异常清醒地知道——它等不到了。它那时候等了三天，等来了老李。现在老李也闭着眼睛不起来了，它该等谁？
阿黄不记得救护车是怎么来的。它只记得一阵刺耳的鸣笛声从远到近，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、金属碰撞的叮当声、陌生人的说话声。它缩在藤椅下面，看着几个穿白衣服的人把老李抬起来，放在一个带轮子的窄床上。老李的手臂从床沿垂下来，手指半蜷着，像是还在找藤椅扶手。
它要跟上去。但它冲到门口的时候，门被小刘关上了。铁门在它鼻子前一寸的地方哐当一声合上，锁舌弹进锁孔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格外清脆。阿黄不知道门为什么会关，它只知道老李在门外面，它也要在门外面。它开始扒门。用前爪疯狂地刨那扇铁门，指甲刮在铁皮上发出刺耳的吱吱声，漆皮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，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板。它一边扒一边叫，叫声从低沉的呜咽变成尖锐的哀嚎，一声比一声响，一声比一声长，像是要把嗓子撕裂。它的后腿蹬在地板上，每蹬一下身体就往前撞一次门，撞得咚咚响，撞得整扇门都在框里打颤。
门外面，担架在楼梯间里磕了一下，铁管碰水泥墙的声音闷闷的。然后脚步声远了。鸣笛声又响起来，这次是动的，从近到远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拐过街角，上了大马路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傍晚的城市噪音里。
阿黄扒累了，趴在门口，两只前爪从门缝下面伸出去，指甲劈了好几根，爪尖渗着血，在灰色的瓷砖上蹭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划痕。但它不觉得疼。它把鼻子塞进那条窄窄的门缝里，拼命地嗅——老李的气味还在，烟草味、铁锈味，还有搽瓷缸里剩茶的微苦。可那气味是静止的，是从藤椅、从中装、从茶几上没拧上盖的药瓶里蒸出来的，而不是活人身上散着体温的那种。阿黄的尾巴彻底夹进了两条后腿之间，耳朵耷拉下来贴着头皮，整个身体蜷成一个毛茸茸的球，缩在那扇冷冰冰的铁门前。它没有再叫，也没有再扒，只是趴在门缝边，睁着眼睛，把鼻子死死地抵在那道缝上，对着已经没有老李脚步声的门外，发出一声极轻极细的呜咽。
客厅里彻底安静了。墙上的老挂钟还在走，钟摆一左一右地晃，滴答、滴答。阳台上的晾衣杆被晚风吹得轻轻转了一下，挂在上面的旧棉被在暮色中微微晃动。厨房里搪瓷缸的茶彻底凉透了，水面上那层油光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膜。
阿黄从地上爬起来，慢慢走回藤椅旁。藤椅还在原来的位置，扶手上还留着老李手心的一点余温，但正在飞快地散掉。椅面上铺着的旧毯子被老李坐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，凹痕的形状正好和他瘦削的脊背轮廓吻合。阿黄凑近那凹痕嗅了嗅，温热、微苦，是老李躺了一下午留下的气味，是它认得的所有味道里最让它安心的那一种。它趴下来，把自己盘成一个半圆，脑袋枕在那凹痕的凹陷处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尾巴蜷缩着贴着身体一侧。
窗外，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。护城河边的柳絮早已经飘完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柳条在晚风里晃。楼下传来邻居炒菜的滋啦声、电视里的新闻联播片头曲、小孩放学后在楼下追逐的笑声。阿黄在藤椅下面，睁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道紧锁的铁门。它已经等过一回了——在垃圾桶旁，等那个不会再回来的妈妈。那次等来的是老李。这次老李会不会也回来？它相信他会。因为老李每次出门前都会拍它的脑袋说“阿黄等我回来”，而每次他拍过的地方，阿黄都会用鼻尖顶一下，像在签一份只有它自己认的合同。
夜渐渐深了。护城河上浮起一层薄薄的水雾，漫过堤岸，漫过阳台，漫过那扇被阿黄刨出爪痕的铁门。藤椅下的阿黄在睡梦中蹬了一下腿，它梦见了什么？也许梦见了芦苇纷飞的午后，老李弯腰捡起一根树枝，用力朝远处扔去，然后回头冲它喊：“阿黄，去捡！”它就撒开四条腿追上去，风吹得耳朵往后翻，尾巴翘得像一面旗，整个世界都是亮堂堂的。
那时候老李还跑得动。那时候咳嗽声还没有住进这个家。那时候它还相信，所有说“等我回来”的人，天黑之前都会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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