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全城开始等我一句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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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气罐第一次撞上厨房墙时，我以为有人在砸白鹭的后门。
第二声更重。岑婶掀开帘子，一股浑水推着空瓶、木板和海草闯进来，几秒便漫过鞋面。她扑到灶台下关阀门，我和两名伙计抱住漂起来的气罐。水还在往上顶，门外整条巷子已经不见了。
凌晨两点三十七分。海水越过旧堤，倒灌进城西。
“都上三楼！”红姨边敲门边喊，“账先别结，人出来！”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澜城已经连下五天雨。港口白天升起停航旗，鱼市提前散场，电台要求低处住户转移。往年也有这种警报，最后多半只是屋顶漏水、街面淹到脚踝。接入供货账的二十九家店照例垫高酒箱，用沙袋堵门，没有人真信海水会爬过旧堤。
白鹭多做了一层准备。金鸥那台旧发电机被拖进后院，燃料只够厨房灯、抽水泵和一台无线电；阿木把九辆三轮车、四辆货车和两艘送冰小船列成表，钥匙分别交给值夜的人。黎真则带着人员总账去鱼市，准备在停航前核完最后一批冰和海鲜的货款。
午夜后固定电话全断。水冲进白鹭时，黎真还在鱼市。
金鸥地势更低。前厅的水十几分钟便淹到座椅面，漂来的木料堵住正门。阿木带着工人从侧面的旧售票窗拆出通道，把当晚留在里面的二十三个人逐一送到高处。电影院的票根、木牌和干果袋浮满大厅，三把锁的铁票箱太重，沉在柜台后没有被水带走。
我从白鹭赶到金鸥时，二十三个人刚点完。阿木报告黎真还没回来，鱼市到旧码头的两座桥都已过水。我留下六个人守金鸥，与老阮和他的两个侄子乘送冰的小船往鱼市走。船上只有竹篙、绳子、两盏防水灯和四件救生衣，我们都没受过水上救援训练，只能沿还看得见屋檐的街道慢慢走。
到第三条街，一根倒下的电线杆横在前面，水流也明显变急。右侧二楼有人用白床单挥动。老阮认出那是吴嫂住的楼。她一家七口和邻居十三人挤在二楼，楼梯已经塌了一半，最小的孩子发着高烧。
鱼市在前面，吴嫂在眼前。我让老阮靠过去，先把孩子、老人和两名孕妇送往白鹭。小船一趟只能坐六个人，我们来回四次，用了近两个小时。最后一趟离开时，旧码头方向传来仓墙倒下的声音。我一直没有找到黎真，也无法再往前走。
凌晨五点多，我们回到白鹭。黎真正坐在一楼最高那张桌上，额角破了一道口子，怀里抱着油布包。鱼市进水后，她与七名工人爬上冷藏车顶，一艘回港避风的渔船把他们接出。油布里面是二十九家店的人员总账，边角湿了，姓名、住址和紧急联系人仍看得清。
我问黎真：“鱼市那七个人都出来了吗？”
黎真回答：“七个都在后面喝热水。先别问我伤口，账上有八十三个人还没人确认。”
我告诉黎真，往鱼市的路被断杆拦住，我们先接了吴嫂一家。黎真只点了一下头，把油布剪开。她没有说我选得对，也没有说我去得太晚。水还在涨时，谁都没有资格用结果替当时的路口作证。
黎真没有问我为什么没去鱼市。她把账摊在二楼长桌上，先用红笔圈出住在低洼区的六十一个地址，再在有老人、孩子或行动不便者的名字旁画蓝线。二十九家店当时共有二百八十七名固定员工和长期临时工，夜里留在店里的已由各店点过，住在高处的可让邻居确认，剩下八十三人需要上门核实。
那本平时用来结酒钱和工资的账，成了第一张搜寻表。
我们把还能行动的人分成八组。两艘小船只走深水区，四辆货车在水退到车轴以下的路段接人，三轮车运食物和干衣。每组出发前领一页复写名单，在白鹭门口写下组员、去向和预计返回时间；回来先报救出人数，再交叉划掉姓名。没有无线电的组由两人同行，每两小时回一个固定点报信。阿木管车辆，老阮管船，红姨留守白鹭安置人，黎真只负责总表，谁也不能同时改她手里的原页。
赵坤在天亮后把海皇宫的两辆货车和备用发电机送来。他没有进白鹭，只让司机听阿木安排。陶老板打开仓库，把能装饮水的空桶全部交出；洗衣房将高架上没有泡水的床单和衣服装车；吴嫂退烧的孩子安顿好以后，她便占住白鹭最大的灶，厨房只煮稀粥和一锅盐水菜，便于按碗分。
中午，白鹭已经挤进三百多人。其中不少人与二十九家店没有关系。有人建议先按员工名册发食物，免得储粮不够。黎真把总账合上，红姨在一楼另设领取表：孩子、老人和病人优先，其余成年人先领一碗，第二次领取前要帮忙刷锅、搬水、照看孩子或随车送物。没有人因为不是白鹭员工被赶出去，也没人可以花钱插到前面。
一家酒馆的老板指着米袋说：“这是二十九家凑的钱，先顾自己的人有错吗？”
红姨回答酒馆老板：“真按自己人算，你店里只出过两袋米，楼上十一个员工吃完就该停。可你昨夜用的是老阮的船，睡的是白鹭的床。”
我对在场的人说：“总账只用来找人，不用来分谁该饿。米不够就再找米，账照样记，灾后由二十九家一起还。”
酒馆老板没有再争，拿着空桶去后院接雨水。半天以后，他带一组人去自己的店里搬出两箱没泡水的罐头，亲手登记在领取表上。
第一天傍晚，八十三名待核人员里有三十六人由邻居或家属确认安全，搜寻组接回二十一人，仍有二十六人失联。白鹭的粮只够再熬一天半，阿木便照供货账查高处仓库。三家米铺有两家进水，最后一家库门完好。老板本人困在城北，黎真通过他的亲属取得书面同意，先启用四十袋米，逐袋登记，灾后按原价结算。没有谁趁乱把货记成捐赠，也没有谁在涨水时谈加价。
第二天上午，风势减弱，雨仍没停。金鸥的旧幕布被拆下来铺在门厅接雨水，舞台腾给病人和孕妇。一名洗衣工在那里生下女儿，红姨用剪开的干床单包住孩子。孩子哭声很轻，吴嫂确认她能呼吸后，才回厨房继续看锅。后来那孩子小名叫小鸥，每年生日都有人送她一张不用付钱的电影票。
到第二天夜里，失联人数降到九人。两人是车队司机，六人乘坐的旧客车侧翻在城东浅沟，被阿木那一组找到时都还活着。最后一人叫陈玉兰，是金鸥负责清洁的陈婆。她六十七岁，听力不好，登记地址在旧堤边，邻居说她台风前没有撤走。
第三天清晨，水开始往海里退。阿木、老阮的侄子和两名消防队员找到陈婆时，她还坐在自家床板上，脚边放着一只铁桶，里面装米、家谱和换洗衣服。屋子一面墙已经裂开，她却以为白鹭仍在营业，不愿丢下桶。阿木先把铁桶递出去，再背她上船。上午十一点十六分，黎真在总账最后一个名字旁写下“已到白鹭”。
陈婆被背进白鹭以后，第一句话是问金鸥谁扫地。阿木告诉她大厅全是泥，今天不放电影。陈婆听不清，又抓住我的袖口。
陈婆问我：“不开门还发不发三天工钱？”
我回答陈婆：“照发。你先把药吃了，泥留给年轻人扫。”
陈婆这才松手，让红姨检查她那只铁桶。桶里的米已经进水，家谱却包了三层塑料，没有湿。她把米倒进白鹭粥锅，坚持说不能白坐一条船。
失联名单清零，不等于城市已经恢复。街上还有齐膝深的水，供电线路也由检修人员逐段检查。下午四点半，电台通知白鹭所在街区的主干线路可以恢复，各商户必须自行确认室内线路无进水短路，分段合闸。电工检查白鹭和金鸥后，只允许先开厨房、楼梯和排水设备，招牌与夜场仍要关闭。
几名店主急着点招牌。三天没有营业，他们手里既缺现金，也担心客人转去别的街。陶老板主张冰仓先开冷库，孙茂要给旅店走廊照明，歌厅老板则坚持当晚便能开台。我们把需求分成“保人和保货”“清理”“营业”三栏，前两栏经电工确认后当天恢复，第三栏统一延后。若谁私自营业，不取消供应，只由他自行承担线路和人员风险，也不能调用仍在救灾的车辆。
二十九家店主都聚在白鹭门口，问第二天能不能营业。有人需要现金修屋顶，有人还要清点员工。顾北山从柜台取出白鹭总闸钥匙，交到我手里。
顾北山对我说：“人找齐了，电工也点头了。先开哪一盏，你来定。”
我没有替城市送电，只把白鹭一楼的厨房灯打开。金鸥随后开了楼梯灯，洗衣房开烘干机，冰仓开冷库，其他店只开清理和安全所需的设备。夜场统一再停三天，先让员工回家、核房屋和结清被调用的米、车、燃料。街上亮起来的不是招牌，只有一盏盏够人扫泥和煮饭的白灯。
灾后结算用了两周。四十袋米、车辆燃料、仓库损耗和临时工钱逐项入账，海皇宫送来的发电机也按实际用油归还。二十九家店共同承担能核实的公用费，金鸥承担没有归属的部分。无人因救人收到横财，也没有哪家小店独自背下整笔费用。
灾后有人把白鹭开门收人说成我预先布下的一步，甚至替我引用“上下同欲者胜”。这句话确实在旧书里，我也认得。可水涨到胸口时，没有人会因为一句兵法下水救人。老阮肯把船交出来，是因为过去每趟车费都按时结；陶老板愿意开仓，是因为金鸥从没把冰块自然融化算到他头上；红姨敢让陌生人进门，是因为她知道每一袋米最后都会记清。所谓同欲，不是让所有人先相信我，而是让每个人知道，自己交出去的东西不会被悄悄吞掉。
退水以后，那本旧书从楼梯屋的铁盒里找了出来。铁盒进了水，书页重新泡胀，黎真与总账一起拿到屋顶晾。风把“上下同欲”那页吹得翻过去，下面正好压着我在鱼市读过的“多算胜”。两页后来黏在一起，再也没有完整分开。我没有叫人修，只把灾后调用的第一张结算单夹在中间。
台风过去一个月，顾北山请独立账房对白鹭近三年的资产、存货和收益做估值。白鹭营业资产与商号估价六十万元，顾北山提出把七成份额以四十二万元卖给我，自己保留三成和一楼靠窗那张座位。我用金鸥留存收益支付十八万元首款，余下二十四万元分二十四个月付清，未付清前，顾北山保留收回相应份额的权利。
我问顾北山：“为什么偏在这个月卖？”
顾北山回答：“不是送你。台风前卖六十万，台风后修完还是六十万，你一分不少付。我只是看清楚，白鹭出了事，最后拿总账站在门口的人已经不是我。”
我又问顾北山：“三成留着做什么？”
顾北山说：“留着看你有没有一天忘了，最早那碗粉是谁煮的。也留着收分红，我还没老到不要钱。”
价格没有因为同乡关系少一元，也没有因为那场水灾多一元。八月十七日，黎真把合同念完，我与顾北山分别签字。白鹭第一次在经营登记上以贺青川为主要持有人，顾北山当天仍坐回窗边，用那把旧算盘核了第一笔分账。
复业后的第一个月，二十九家店营业额只恢复到灾前七成，修缮和调用费用却全部到期。黎真按合同先付工资、外部供货和救灾调用，再按比例暂缓店主分红。赵坤的海皇宫也被延后一笔分账，他当面抱怨，仍在收据上签了字。到第三个月，所有米、燃料和临时工钱结清，白鹭才重新点亮那半边招牌。洪水没有让任何人突然发财，只让同一张供应表多出车辆、住址和紧急联系三栏。
从那以后，新店要接供货，先把租约和工资办法送到白鹭；台风季来临前，二十九家店会更新住址、车辆、仓位和紧急联系人。澜城人只记得我转过一次总闸钥匙，便说全城开始等我一句话。真正让这句话有用的，是黎真的二百八十七个名字、阿木记下的每辆车，以及三天里肯下水的那些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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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都上三楼！”红姨边敲门边喊，“账先别结，人出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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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鹭多做了一层准备。金鸥那台旧发电机被拖进后院，燃料只够厨房灯、抽水泵和一台无线电；阿木把九辆三轮车、四辆货车和两艘送冰小船列成表，钥匙分别交给值夜的人。黎真则带着人员总账去鱼市，准备在停航前核完最后一批冰和海鲜的货款。
午夜后固定电话全断。水冲进白鹭时，黎真还在鱼市。
金鸥地势更低。前厅的水十几分钟便淹到座椅面，漂来的木料堵住正门。阿木带着工人从侧面的旧售票窗拆出通道，把当晚留在里面的二十三个人逐一送到高处。电影院的票根、木牌和干果袋浮满大厅，三把锁的铁票箱太重，沉在柜台后没有被水带走。
我从白鹭赶到金鸥时，二十三个人刚点完。阿木报告黎真还没回来，鱼市到旧码头的两座桥都已过水。我留下六个人守金鸥，与老阮和他的两个侄子乘送冰的小船往鱼市走。船上只有竹篙、绳子、两盏防水灯和四件救生衣，我们都没受过水上救援训练，只能沿还看得见屋檐的街道慢慢走。
到第三条街，一根倒下的电线杆横在前面，水流也明显变急。右侧二楼有人用白床单挥动。老阮认出那是吴嫂住的楼。她一家七口和邻居十三人挤在二楼，楼梯已经塌了一半，最小的孩子发着高烧。
鱼市在前面，吴嫂在眼前。我让老阮靠过去，先把孩子、老人和两名孕妇送往白鹭。小船一趟只能坐六个人，我们来回四次，用了近两个小时。最后一趟离开时，旧码头方向传来仓墙倒下的声音。我一直没有找到黎真，也无法再往前走。
凌晨五点多，我们回到白鹭。黎真正坐在一楼最高那张桌上，额角破了一道口子，怀里抱着油布包。鱼市进水后，她与七名工人爬上冷藏车顶，一艘回港避风的渔船把他们接出。油布里面是二十九家店的人员总账，边角湿了，姓名、住址和紧急联系人仍看得清。
我问黎真：“鱼市那七个人都出来了吗？”
黎真回答：“七个都在后面喝热水。先别问我伤口，账上有八十三个人还没人确认。”
我告诉黎真，往鱼市的路被断杆拦住，我们先接了吴嫂一家。黎真只点了一下头，把油布剪开。她没有说我选得对，也没有说我去得太晚。水还在涨时，谁都没有资格用结果替当时的路口作证。
黎真没有问我为什么没去鱼市。她把账摊在二楼长桌上，先用红笔圈出住在低洼区的六十一个地址，再在有老人、孩子或行动不便者的名字旁画蓝线。二十九家店当时共有二百八十七名固定员工和长期临时工，夜里留在店里的已由各店点过，住在高处的可让邻居确认，剩下八十三人需要上门核实。
那本平时用来结酒钱和工资的账，成了第一张搜寻表。
我们把还能行动的人分成八组。两艘小船只走深水区，四辆货车在水退到车轴以下的路段接人，三轮车运食物和干衣。每组出发前领一页复写名单，在白鹭门口写下组员、去向和预计返回时间；回来先报救出人数，再交叉划掉姓名。没有无线电的组由两人同行，每两小时回一个固定点报信。阿木管车辆，老阮管船，红姨留守白鹭安置人，黎真只负责总表，谁也不能同时改她手里的原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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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，白鹭已经挤进三百多人。其中不少人与二十九家店没有关系。有人建议先按员工名册发食物，免得储粮不够。黎真把总账合上，红姨在一楼另设领取表：孩子、老人和病人优先，其余成年人先领一碗，第二次领取前要帮忙刷锅、搬水、照看孩子或随车送物。没有人因为不是白鹭员工被赶出去，也没人可以花钱插到前面。
一家酒馆的老板指着米袋说：“这是二十九家凑的钱，先顾自己的人有错吗？”
红姨回答酒馆老板：“真按自己人算，你店里只出过两袋米，楼上十一个员工吃完就该停。可你昨夜用的是老阮的船，睡的是白鹭的床。”
我对在场的人说：“总账只用来找人，不用来分谁该饿。米不够就再找米，账照样记，灾后由二十九家一起还。”
酒馆老板没有再争，拿着空桶去后院接雨水。半天以后，他带一组人去自己的店里搬出两箱没泡水的罐头，亲手登记在领取表上。
第一天傍晚，八十三名待核人员里有三十六人由邻居或家属确认安全，搜寻组接回二十一人，仍有二十六人失联。白鹭的粮只够再熬一天半，阿木便照供货账查高处仓库。三家米铺有两家进水，最后一家库门完好。老板本人困在城北，黎真通过他的亲属取得书面同意，先启用四十袋米，逐袋登记，灾后按原价结算。没有谁趁乱把货记成捐赠，也没有谁在涨水时谈加价。
第二天上午，风势减弱，雨仍没停。金鸥的旧幕布被拆下来铺在门厅接雨水，舞台腾给病人和孕妇。一名洗衣工在那里生下女儿，红姨用剪开的干床单包住孩子。孩子哭声很轻，吴嫂确认她能呼吸后，才回厨房继续看锅。后来那孩子小名叫小鸥，每年生日都有人送她一张不用付钱的电影票。
到第二天夜里，失联人数降到九人。两人是车队司机，六人乘坐的旧客车侧翻在城东浅沟，被阿木那一组找到时都还活着。最后一人叫陈玉兰，是金鸥负责清洁的陈婆。她六十七岁，听力不好，登记地址在旧堤边，邻居说她台风前没有撤走。
第三天清晨，水开始往海里退。阿木、老阮的侄子和两名消防队员找到陈婆时，她还坐在自家床板上，脚边放着一只铁桶，里面装米、家谱和换洗衣服。屋子一面墙已经裂开，她却以为白鹭仍在营业，不愿丢下桶。阿木先把铁桶递出去，再背她上船。上午十一点十六分，黎真在总账最后一个名字旁写下“已到白鹭”。
陈婆被背进白鹭以后，第一句话是问金鸥谁扫地。阿木告诉她大厅全是泥，今天不放电影。陈婆听不清，又抓住我的袖口。
陈婆问我：“不开门还发不发三天工钱？”
我回答陈婆：“照发。你先把药吃了，泥留给年轻人扫。”
陈婆这才松手，让红姨检查她那只铁桶。桶里的米已经进水，家谱却包了三层塑料，没有湿。她把米倒进白鹭粥锅，坚持说不能白坐一条船。
失联名单清零，不等于城市已经恢复。街上还有齐膝深的水，供电线路也由检修人员逐段检查。下午四点半，电台通知白鹭所在街区的主干线路可以恢复，各商户必须自行确认室内线路无进水短路，分段合闸。电工检查白鹭和金鸥后，只允许先开厨房、楼梯和排水设备，招牌与夜场仍要关闭。
几名店主急着点招牌。三天没有营业，他们手里既缺现金，也担心客人转去别的街。陶老板主张冰仓先开冷库，孙茂要给旅店走廊照明，歌厅老板则坚持当晚便能开台。我们把需求分成“保人和保货”“清理”“营业”三栏，前两栏经电工确认后当天恢复，第三栏统一延后。若谁私自营业，不取消供应，只由他自行承担线路和人员风险，也不能调用仍在救灾的车辆。
二十九家店主都聚在白鹭门口，问第二天能不能营业。有人需要现金修屋顶，有人还要清点员工。顾北山从柜台取出白鹭总闸钥匙，交到我手里。
顾北山对我说：“人找齐了，电工也点头了。先开哪一盏，你来定。”
我没有替城市送电，只把白鹭一楼的厨房灯打开。金鸥随后开了楼梯灯，洗衣房开烘干机，冰仓开冷库，其他店只开清理和安全所需的设备。夜场统一再停三天，先让员工回家、核房屋和结清被调用的米、车、燃料。街上亮起来的不是招牌，只有一盏盏够人扫泥和煮饭的白灯。
灾后结算用了两周。四十袋米、车辆燃料、仓库损耗和临时工钱逐项入账，海皇宫送来的发电机也按实际用油归还。二十九家店共同承担能核实的公用费，金鸥承担没有归属的部分。无人因救人收到横财，也没有哪家小店独自背下整笔费用。
灾后有人把白鹭开门收人说成我预先布下的一步，甚至替我引用“上下同欲者胜”。这句话确实在旧书里，我也认得。可水涨到胸口时，没有人会因为一句兵法下水救人。老阮肯把船交出来，是因为过去每趟车费都按时结；陶老板愿意开仓，是因为金鸥从没把冰块自然融化算到他头上；红姨敢让陌生人进门，是因为她知道每一袋米最后都会记清。所谓同欲，不是让所有人先相信我，而是让每个人知道，自己交出去的东西不会被悄悄吞掉。
退水以后，那本旧书从楼梯屋的铁盒里找了出来。铁盒进了水，书页重新泡胀，黎真与总账一起拿到屋顶晾。风把“上下同欲”那页吹得翻过去，下面正好压着我在鱼市读过的“多算胜”。两页后来黏在一起，再也没有完整分开。我没有叫人修，只把灾后调用的第一张结算单夹在中间。
台风过去一个月，顾北山请独立账房对白鹭近三年的资产、存货和收益做估值。白鹭营业资产与商号估价六十万元，顾北山提出把七成份额以四十二万元卖给我，自己保留三成和一楼靠窗那张座位。我用金鸥留存收益支付十八万元首款，余下二十四万元分二十四个月付清，未付清前，顾北山保留收回相应份额的权利。
我问顾北山：“为什么偏在这个月卖？”
顾北山回答：“不是送你。台风前卖六十万，台风后修完还是六十万，你一分不少付。我只是看清楚，白鹭出了事，最后拿总账站在门口的人已经不是我。”
我又问顾北山：“三成留着做什么？”
顾北山说：“留着看你有没有一天忘了，最早那碗粉是谁煮的。也留着收分红，我还没老到不要钱。”
价格没有因为同乡关系少一元，也没有因为那场水灾多一元。八月十七日，黎真把合同念完，我与顾北山分别签字。白鹭第一次在经营登记上以贺青川为主要持有人，顾北山当天仍坐回窗边，用那把旧算盘核了第一笔分账。
复业后的第一个月，二十九家店营业额只恢复到灾前七成，修缮和调用费用却全部到期。黎真按合同先付工资、外部供货和救灾调用，再按比例暂缓店主分红。赵坤的海皇宫也被延后一笔分账，他当面抱怨，仍在收据上签了字。到第三个月，所有米、燃料和临时工钱结清，白鹭才重新点亮那半边招牌。洪水没有让任何人突然发财，只让同一张供应表多出车辆、住址和紧急联系三栏。
从那以后，新店要接供货，先把租约和工资办法送到白鹭；台风季来临前，二十九家店会更新住址、车辆、仓位和紧急联系人。澜城人只记得我转过一次总闸钥匙，便说全城开始等我一句话。真正让这句话有用的，是黎真的二百八十七个名字、阿木记下的每辆车，以及三天里肯下水的那些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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